第六章 坏帐如虎
奇迹背后的坏帐之虎
中国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其程度极高的官僚垄断性质。
中国金融业高政府垄断的特征，无论是在金融企业的所有制上，还是在金融企业的高管录用程序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
对中国官僚体系来说，金融是一项不容他人染指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公民及组织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场权利。一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迟滞是因为金融改革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所致。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金融体系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改革都可能导致官僚体系的独家垄断地位遭到侵蚀。
对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是否提供这种金融支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们能否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即便这种增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各级政府便有强大的动力为之提供金融支持。
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它是直接经营“钱”的。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决定了，在整个改革时期，金融将成为中国官僚体系进行财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
无法计算且影响至巨的金融腐败，则是来自金融官员与各类企业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这类勾结和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它们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帐。
马克思曾经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这个结论并非总是正确，但在一个腐败丛生的国度被奉为至理名言。
在发生于暗处的腐败之外，中国官僚体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
在可以计算的范围内，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
虎患何时休
难怪有人揶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经济增长。在如此短的的时间中就达到了如此高的负债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国未来的市场容量
中国官僚体系赋予金融系统的“金融支持”以及财富分配的功能并没有丝毫改变。
钢丝绳上的平衡
就像经验一再显示的那样，中国金融就会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就会继续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权力阶级财富分赃活动的提款机。
流失的信用
中国行政当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资源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究竟把坏帐藏到哪里去了？在我们看来，这大致有如下两个出处。
首先是财政。
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几乎完全是一体化的，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种转移只需要领导人的一个指示就可以达成。
我们无法判断中国长期的偿债能力，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中国对内的债务的偿还高峰即将到来，理由是，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在一片中国奇迹的喧嚣声中马上就将不期而至，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将出现集中支付高峰。这一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期）引发对内债务的偿还危机。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社会的景象将变得极其凄惨，吃不起饭，看不上病的黑暗历史就很可能再现于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纪。
坏帐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行政当局利用国家信用工具将它藏在了未来的某一处，随时可能向我们发动致命的伏击。由少数特定利益集团滥用、挥霍、盗窃全民财富所造成的坏帐，却被行政当局慷慨地转化为全民负债，在这里，政府轻率地成为了这种野蛮剥夺的担保者。
在人民出于无知、无奈或者发自内心的信任而给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所谓集权国家的效率）的时候，政府尤其应该慎独、谨慎和负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经无法撤销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 。
政府隐匿坏帐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货币信用。主权国家有自主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为政府的货币游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无论是财政信用也好，还是货币信用也罢，政府转移金融坏帐的办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为代价的。在中国这样的非法治国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过宪法契约及法律来实施的，而是通过它在国民中的信用来实施的，或者说，政府是通过允诺某种合意的未来而与国民达成的一种隐性契约来管制的。所以，当这个“未来”还没有被充分“呈现”出来，或者政府的信用还没有被透支完毕之前，政府依然能够实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过“信用”工具左腾右挪，将风险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分散给国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金融现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从国际社会极力争取到的那种并不牢靠的恭维和主权信用，是以损害本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攘内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才具备。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何时发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场标准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确认的仅仅是：金融已经为一次“大爆炸”式的体制断裂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困局与赌注
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
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第七章 悬崖边的增长
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 26 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一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两个轮子。
一旦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 GDP 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
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打击。
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 GDP 纪录。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 26 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
早在 1996 年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
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规划的结果。
财政的极大化
政治领袖们向中国官僚系统输入的政治压力，只是中国官僚集团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理性计算是：地方或者部门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
除了早期的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分权改革。其基本含义是，将以前计划经济（秦晖先生更加精确的将其称之为“命令经济”）时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分权改革就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一次权力再分配过程。
分税制终结了主导性的分权改革模式，但也将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利益，而并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扩张。
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资冲动。
中国所谓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中国沿海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倾全乡（全村）之力向外部寻求财政来源的产物。由于乡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极少，这种财政极大化冲动更多地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乡镇企业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特征的原因。
隐藏在经济结构同构，城市面目同质之后的，其实就是全能政府之“同”。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范围内小一些，但其性质仍然是标准的全能政府，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个改革时期的投资方式看的非常清楚。
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最终都将通过国有银行的坏帐、国家财政的赤字（显性和隐性赤字）、国家土地资源总量骤减的方式对国家主权信用造成重创。换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极大化，都是以国民未来的预期收益减少作为代价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孙后代的未来福利来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则却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兑现。
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一个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在我们看来，土地，是各级官僚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官僚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
隐蔽的计算
在激发中国畸高的投资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只是两个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一个更为隐蔽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们越来膨胀的对个人财富极大化的追寻。
准确的说，中国在 90年代中后期的演变，本质上就是中国逐渐向一种稳定的阶级寻租体制的演变。
当经济利益极大化冲动变成这个集团的整体意志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意志转化成一种体制或者制度的理性，并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不可理喻的投资过热，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理性使然 。
丝毫不用怀疑，中国高热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官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强烈激励。民营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的广泛参与，为这种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国有投资的背后，是公共财富向私有财富的转移，这是中国投资的一个最大特点。
褪色的市场
在中国，政府机构不仅有极其强烈的市场化冲动，而且本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化了。
官僚体系对市场化的允许、诱导、推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官僚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设置这样一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实际上就是要保证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优先参与和对中国市场化红利的全面控制权。
从市场化的起点看 ，中国的市场化是在国家权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正好是一个相逆的过程。这种起点上差别，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市场化中具有的某种主宰作用。
官僚集团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广泛卷入和隐形控制，为中国的市场化在性质上的畸变提供了温床。
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市场奇高的交易成本上。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从创业、到融资、到生产、到销售，到中介服务，这种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几乎遍布中国市场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这说明，这已经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现象。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所谓的交易成本应该更加准确的称为制度成本。而这个制度成本的确切含义就是官僚体系收取的市场化红利，或者市场化的特许权租金。这个成本虽然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经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的，但绝大多数时候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设租和寻租。
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需求被压抑很久的后发国家来说 ，在市场恢复性发展的初期，高制度成本并不会对市场扩展构成明显障碍。这个时候，潜在市场需求规模决定了，无论是厂家、消费者都能够通过市场恢复获得福利改进。但是当市场规模接近饱和状态的时候，这种高制度成本就会对市场深化和进一步扩展构成致命的阻碍。
除了从外部设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体系对市场的广泛参与也从内部破坏了市场的权力平衡。市场内部权力的失衡，对中国的市场质量（市场有效性） 有非常严重的腐蚀作用。
中国的分权改革的一个侧面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种政府组织之间的分权，但另一个侧面则实际上是公权力不断被官僚集团劫持、挪用、盗窃并合法地私有化的过程，是公权力以特权阶级的个人利益为依归在经济活动中不断膨胀、不断泛滥，不断被带入市场活动的过程。
在市场交易中，权力的强制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面拆迁和征地案例中的那样），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对信息的操纵。
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可以导致市场的失效，信息的不对称和人为操纵也可以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也会在根本上扭曲市场“一致同意”的本来意义。
官僚集团出于个人和地方利益在有意地操纵信息，以期塑造一种房地产稳步温和上涨的预期。这种信息操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一种标准的信息欺诈。不独于房地产市场，官僚集团出于特殊目的而操纵信息的现象在 GDP 数据、物价数据、失业数据等方面普遍存在。
信息操纵，权利不对称、集体谈判能力的缺失问题，我们也还可以在国有资产买卖等诸多交易领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自由媒体提供的竞争性信息。
如果这个市场的信息是受到操纵的，那么无论用这个指标或者那个指标衡量的市场化程度有多么高，这种市场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劳动者自由结成工会组织却被视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低工资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政治安排的结果。
而至宏观，那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中国的所谓（为现代文明所不齿的低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其实质就是一部分（无权利者）可以被任意剥削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为微观的企业带来某种效率改进，但绝对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及合作气氛，两相权衡，社会整体效率和整体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进出的权利，到充分信息的权利，再到集体行动的权利，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自由交易”能够成立的几个基础条件或者权利。没有这些条件和权利，就没有现代意义上中的自由交易。
这种被操纵的畸形市场结构，无论其在表面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竞争表象，都绝对不能称之为市场化的。我们或可将其称为伪市场化，而这种伪市场化所具有的欺骗性以及在财富分配上所带来的长期后果，将很有可能使我们因为麻痹而蹈入一场更深的灾难。
今天中国农民出卖土地以及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价格，而是一种受到了操纵的市场价格 ，是一种权利受到了剥夺而导致的不公平交换的价格。掩藏在这种不平等之后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城市性质。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都是在城市并通过城市来实现的（无论是 GDP 指标、地方财政利益、还是个人经济利益都如此），而中国农民对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又缺乏选票（以及潜在的民意）的有力制约，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团所运作的政府，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城市政府——一个利益倾向上严重偏向城市的政府。
由于市场化有增加可计量交易活动，从而增加 GDP 的特性，所以，市场化就开始成为一个与经济增长等价的政治目标。而市场化一旦成为一种政治目标，市场化的推动力就从民间开始转变为政府，市场化的福利增进色彩开始逐渐减弱。
将一种本来就享有的福利用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用更高（经常是数倍）的货币价格表现出来，当然可以拉动内需，并大大增加 GDP 的数字（这显然满足了宏观经济数据的需要），但其中哪里还有半点“福利增进”气味？事实证明，这种所谓市场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质。这其实就是中国所谓教育市场化的本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同样也是 1990 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市场化的本质。
第八章 官僚之门
谁支付信用？
在 1990 年代中后期，要素市场、媒体、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处于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之下，而这些领域所能够带来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非一般商品生产领域所能够比拟。
在中国，政治正确不仅意味着合法，也同样意味着政府为某种特定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信用，或者隐含担保。
信用 ，虽然隐藏在交易活动的背后，但却是交易活动和市场扩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交易后果的一种保证，任何事实上的交易都必须有潜在的信用提供者。现代市场活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实质乃是信用的扩展。
应该清楚的指出，这些真实的钱并没有真正蒸发掉，而是已经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运动中”的巨大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比作一场“蓄意”的洗钱运动倒是颇为合适。
政府为特定利益集团廉价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场化模式，我们可以在 90 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的市场化过程中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医疗、媒体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部门，政府不仅鼓励他们凭借垄断地位进行市场化操作，而且鼓励他们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国，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信用），进行不真实的规模扩张。
由于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纷纷将其纳为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不过是“准政府产业”的一种委婉叫法。既为支柱，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或者隐含担保就是一桩非常自然的事情。
消费贷款虽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金融技术，但在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励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信贷消费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国家信用的廉价注入。
由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廉价输入信用，是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的一个普遍模式，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化进程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隐性条件。这些信用，有些间接地表现为政府声誉，有些则是直接的财政担保、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出让。由于这些领域充斥着官僚垄断企业，这种信用输送的流向实际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团。
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操纵了一系列交易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团提供了信用的市场化。这个定义对 199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市场化过程尤其适用。这种市场化虽然具有交易、以及货币，价格等等市场表征，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理性的。
新经济：官僚所有制
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一股极其默契的合力，推动着我们朝一个可疑的方向急进。也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裹挟性的操纵力，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性质在经过 26 年的改革之后，已经发生某种具有终局意义的嬗变。
如何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比较直观而颇有洞察力的视角：谁在组织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更精确一点，这个问题就变成：谁在主导社会的经济活动？
不管这种经济表现出了如何晦涩的形态，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企业）官僚仍然是参与、组织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角。
就此而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商业化的政府。
中国的全能政治结构是先于市场结构并作为其最“硬”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和扩展出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就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
官僚经济绝非是一种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形态。官僚经济并不是那种假以时日就一定可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那种经济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微观上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更是因为它可以在宏观上对自己加以复制。
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政治振荡，就很难改变原有路径。
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视野中，官僚经济很像是那个几千年从未动摇过的古老政治结构与一个具有现代消费色彩的市场，在 1990 年代中国改革试验中又一次暧昧的姻缘。
市场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将资源自动配置给最优者。这里的所谓最优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较优势者。
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显然，这是对市场配置本意的一种反动，市场信号的失灵更是不在话下。
26 年以来，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天下大变，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这就是官僚集团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在这种隐形市场结构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克复要素瓶颈，更上层楼，与官僚集团的结成某种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就势在必然。否则，他们大概就永远只能是个体户或者勤奋耕种但收入微薄的农民。在一个权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源，而权力又不受监督的社会中，权力就会是一个黑洞，足以将任何东西纳入其中。
这种投靠和结盟的结果，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性质的蜕变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现。这种所有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业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不公开的形式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在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向官僚所有制靠拢的同时 ，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变。中国传统国有企业本来就是传统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所谓的国企厂长和经理，不过是行政官员的另外一种称谓。
官僚所有制 ，不仅是新兴民企和传统国企的转轨路径，更是那些在转型过程有制，遍及金融、证券、风险投资、基础设施、文化产业、通信、IT 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我们无法计算这些新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庞大规模，但他们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却无一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么企业形式出现，其共同点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拥有剩余索取权。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
老鼠仓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指向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充分就业，而新兴民企指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话 ，那么在特殊转轨环境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目标：洗钱。这里的所谓洗钱，就是利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限度的财富据为己有。
权力是老鼠仓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因为它掌握了公共财富；而市场则是实现老鼠仓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将财富名正言顺转为己有。
作为新型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一边以其垄断性连接着权力，一边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这种特殊地位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券商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各种公共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然后利用证券市场的“风险”，将这些资金变成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人的个人财富，或者小集团的个人财富。
为了安全起见，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更多的是透过设立数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过民企和国企合资、资产重组、相互担保、上下游的销售代理，子虚乌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买卖等一系列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相互联系的链条越长，接驳公共资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钱行为就越安全。
洗钱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非常有助于解释中国高投资、低效率的经济悖论。以转移财富为目的的洗钱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但却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膨胀总量，然后把水搞混。
只要市场还在创造财富，以国有资产名义出现的流量就不会停止膨胀 。
洗钱经济的广泛存在，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中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重复投资，为什么这些重复投资没有出现市场规律要求的兼并和重组（比如中国的券商）？个中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用于洗钱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旦失去了企业控制权，洗钱便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业。洗钱企业是不会服从市场规律的。而“重复投资”在中国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反复洗钱”的意思。
官僚抽水机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
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 ，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官僚体系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
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
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如果在 20 多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还是某种出于自然的禀赋，那么20多年之后，这个比较优势就一点也不自然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政治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一方面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
第九章 迷途全球化
野蛮的力量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当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为代价而赢得竞争优势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并不断取得成功时，逆淘汰现象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国家间的竞争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 ，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存底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
实际情况则是，我们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 FDI 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 FDI 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中国节节升高的 FDI 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治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员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的体制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性待遇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事实上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巨人的泥足
一个常识是，人力价格并不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生产率。
当仅仅依靠压榨劳动者就可以获得剥削利润的时候，企业主总是很少有动力投资去改进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他们既不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需要花钱改进技术。这就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构成的所谓“低技术陷阱”的恶性循环。
这与其说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中国凭借其竞次能力已经坐稳了全球经济食物链的最底端位置。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
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 ，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
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或许，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彻底退化了的国家官僚集团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他们所必须做的。
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内政往往作为代价而被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
第十章 ：寂静的巨变
寂静的巨变
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 1990 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中国宏观管理制度的不断理性化、国际化过程。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程度不断膨胀的过程。
狡猾的博弈
1989 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六四”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
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
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 GDP 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 ，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
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如果说，前面 27 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核心”可以走多远？
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
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
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
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
- 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
- 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 1990 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
- 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企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将中国改革政治中的几个参与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国领袖层是老板、官僚集团就是经理层，而民众则是员工兼股东。这个抽象模型虽然挂一漏万，但却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博弈。
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赚取代理费用。
汕尾事件与北京 SARS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
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 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 GDP 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
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 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 GDP 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
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
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代理灾难。
危险的大众？
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说到底，是中国政治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
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 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 1960 年代中期的“文革”。
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