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裂变进行时
漫长的2008（2008）
2008年的雪崩
由于中国土地市场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满了剥夺、腐败并因此充满了暴利，这使得各类资本对这一市场趋之若鹜，并极大地加剧了这一市场的狂热和泡沫程度。
如果在2009年之后的任何时候，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崩溃并将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经济整个拖下水的情况，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其中理由其实十分简单：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后就要还回去多少。从长期看，任何人都无法挑战这一铁律。
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深信这样一个假设，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成长性的经济体，其高速成长的周期至少还可以再延续30年。中国经济即便出现调整，也只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周而复始的调整。这个信念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灌输和强化，成为中国大众思维框架中无须检验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股票市场即便发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调整，最多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熊市周期。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我们曾经笃信不疑的基础假设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从决策层所表现出的“惊讶”中，还是从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令人尴尬的集体失语中，抑或是中国企业界的惊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对危机以及危机的形式几乎毫无准备。
在一个多年以GDP为中心，甚至为压倒一切目标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经济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惧的了。因为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剂。
30年未见之变局
中国内需低迷并不是一个市场博弈的后果，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以及公民权利在同一时期的极度抑制。
从逻辑上说，长期的高投资率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经济的剧烈调整。
然而，在中国极速融于全球体系之后，这种过剩产能却在全球市场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压低到极致，这就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势。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开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改革长期积累的问题借助金融危机所发出的一击致命的报复。
中国在社会团结方面的巨大破绽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经济危机的火力之下，并成为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第一个燃点。
在30年改革之后，以世俗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精英到百姓，从政府到企业，几乎所有利益主体的压倒性行动文化。在这种毒性极大的文化中，人们被告知，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达到目标，最基础的商业伦理及文化准则都可以弃之如草芥。
物质的成就可能因为一场危机而一夜散尽，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成为危机中最坚强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比其他经济体更接近危机。
以美元为符号的全球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隐形但却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全球体系的视域。
经济危机阴影之下的中国社会（2009）
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逻辑的推论都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从来都是相互接续、彼此强化的。如果危机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波及的范围足够大，它甚至经常激发政治的重大变故。
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
在中国的政治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
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埋单。换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
陌生的新世界（2009）
泛滥的货币总会寻找出口，不是往这个方向，就是向那个方向。
中国经济或陷于一片火海（2009）
为了继续维持全球市场体系的运转，一种新的循环形成了，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将巨额储蓄转移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并通过各种信贷消费方式来膨胀全球市场体系中的需求，进而消化这个体系中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的过剩产能。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超高的投资率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畸形的投资率在全球市场体系急剧扩张的时期，被旺盛的全球需求所吸收，但幸运并不会总是伴随着我们。
跑步进入泡沫经济（2009）
第八章 超级熊市
越危机，越泡沫（2010）
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仍然深陷泥潭的时候，这些投机货币最好的出路便是富有想象力的新兴市场。而在新兴市场之中，中国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富有想象力的。
泡沫经济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新技术革命前景渺茫，大量积累的资本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寻求利润的阶段。证诸经济发展史，日本和美国都已先后进入这一阶段。
如果泡沫经济是国际环境以及中国无法改变的政经体制的逼迫所致，那么利用泡沫做点什么以及防止泡沫破裂的最坏后果，可能就是宏观管理部门马上需要考虑的。
超级熊市（2010）
泡沫式增长
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
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这使得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速度较之其他经济体更为迅猛。
在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是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2010，旧增长的终结
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当失业问题依然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责任时，自由贸易的确存在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论。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赢利的基本法则。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
中国过去30年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或者，它宣布了这样一种中国式治理模式——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及社会变革，正在走向终结。
正在降临的超级熊市
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史中，对大型泡沫的悲惨结局心存侥幸者，几乎从来就没有如愿以偿。
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泡沫的崩溃总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处于这种精神麻醉中悄然开始的。当我们做着去天堂的梦的时候，却跑在去地狱的路上。
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行业才产生了那么令人羞愧的巨富——一种典型的中国特产。
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他们对社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
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只有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多少带有自我安慰性质的辩证法中，已经沦为害群之马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才具有稍许正面意义。
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唯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
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趋势，数量不断扩张的中国上市公司当然不会置身其外。
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著降低。我们无法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著低于前面30年GDP平均9.8%的增速。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都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过程将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过程相互叠加，这就可能激发出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并开启风险或者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之门。
中国的出路只有在自己的困境中独自寻找，或许，这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开始孕育之时。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
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2010）
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天不结束，地方政府就始终是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死多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地方政府只享受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利益，却丝毫不承担泡沫破裂的责任，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泡沫过程中毫无顾忌的重要原因。
任何资产泡沫，追根究底都是货币问题。影响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就影响了资产泡沫的最源头。
在利差收入还是中国银行业绝大部分利润来源的情况下，多放贷则多获利，于是，各大银行蜂拥放贷，一举而促成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信贷狂潮。但一旦周期翻转（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银行业无疑又是坏账如山。这种悲剧在金融史中俯拾皆是，在中国更是10年前刚刚发生的故事。
由于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社会负有广泛和最终的责任，他们对房地产的考量变得空前复杂，其处境也变得相当痛苦。一方面，他们需要房地产拉动经济——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另一方面，不断腾升的房地产价格所引起的广泛民怨却在不断吞噬着这种合法性，更为要命的是，随时可能破裂的房地产泡沫将彻底毁掉中国的金融系统并引发经济休克。
政府从来没说要打压房地产，只是希望房地产价格稳定。任志强的话翻译一下实际上是说：别看中央政府叫唤得厉害，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潜在的多头同盟军。
空头一方，仅仅只剩下那些尚未首次置业的年轻人以及进城的农民工了。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几乎可归为最弱势之列，其政策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这种力量与强悍无比的房地产多头相搏，无异于以卵击石。
当很多被认为不该买房的人都在买房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牛市接近终点的有力证据吗？这就正如当不该买股票的买菜老太太都在买股票一样，将被熟练的投资者视为市场噩耗。
房地产作为一个奇特的行业，已经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进而也将中国经济的命运捆绑在一起。5年多过去之后，这种捆绑不仅不见放松，反而更加紧密（我相信已经有人透不过气来）。
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全民货币购买力的损失来支付的。为了人为延续泡沫而放任货币滥发的今日中国，情况则尤其如此。以全民货币贬值为代价向某些特定市场主体无偿支付暴利，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是难以长期持续的。
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2010）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可能不是房子太少的问题，而是价格太高的问题，之所以价格太高，是这个市场完全缺乏效率。这个问题不是保障房能够解决的。
泡沫的破裂是不会提前通知人们的。事实上，所有成功逃顶的人都是出于某种不可复制的决策运气。所谓趋势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个趋势，明天一觉醒来，趋势就可能改变。预测明天会与今天一样，是典型的幼稚预测。
在中国，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中间并没有防火墙。在当代，任何社会的成功转型，都离不开政府的效能和权威。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掌握的推动GDP增长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在GDP仍然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时候，在地方政府仍然主要是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所在地居民的民意负责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有最大的激励将房地产这个资源使用到极致。
资产泡沫的破裂无非是价格的大幅下跌，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的财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其特殊性可能在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及政治体制对这种系统性的财务危机有多大的承受能力。
中国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政府，泡沫的破裂不会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危机。
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转型，都必然包含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的适应性转型。中国的诸多经济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其根源在于政治。
房地产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它的符号意义在中国可能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消费意义。这就是说，在房地产的消费中，我们为身份符号付出了巨大的额外成本。这种身份焦虑，与中国个人尊严的严重短缺有关。而个人尊严的缺乏与公民权利的严重匮乏有关。
第九章 中国模式之伪
增长方式是如何炼成的？（2010）
在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方式大致是各种要素，管理技术以及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于是就有集约式经济增长和粗放式经济增长之别。而在政治家那里，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就有更加宽广、更加宏观因而也更加模糊的涵盖。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学的定义，也包含了产业结构等更加宏观的问题，甚至暗喻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分配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乃是因为在中国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引发的巨大外部性，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似乎就变得越来越大。更加独特的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某种特殊的偏爱和依赖，为了维持远远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速度，我们就必须付出越来越高昂的成本。
任何一个经济体“选择”或者进入一种增长方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经济增长的禀赋密切相关。除了那些多有探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等等之外，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着重观察中国的制度禀赋。
如果劳动者能够多少享有一些文明社会基本的集体谈判权利，那么他们的工资大概不会被压低到如此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完全站在雇主一边，凭借其巨大优势剥夺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权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将与中国强势集团的短期利益尖锐冲突。虽然这可能有利于他们的长期利益。但对于那些只相信“此生”和短期利益的人们来说，所谓长期利益从来就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2010）
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我们痛苦地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精神、独特价值的外化过程。易言之，包裹于所谓模式之内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以及价值。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罢了。
为陌生的未来作好准备（增长的分水岭）（2009）
中国的体制已经没有政治能力去贯彻一种更加符合长期利益的经济战略。他们只能在现实给予的狭窄空间中戴着镣铐腾挪。这无异于暗示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很少有机会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成瘾性依赖。
在未来，市场活动将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的过度及扭曲的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化空间甚至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小。
在全球化趋势不易察觉但深刻的演变趋势中，美国人只是一个醒目的符号，跟在美国人后面的，还有所有在成本竞争中输给中国的民族国家。
虽然所有国家都虚与委蛇地声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只要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不发生根本好转。这种宣称都只可能是说说而已。
仅仅生活在逻辑世界中的书呆子们希望说服人们，自由贸易会最终有益于全体参与者。但历史及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贸易有利于政治家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谨守这一教条并不遗余力推广之。
中国问题的独特及危险之处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社会体系的改革战略都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前提假设的。在中国官僚体系的视域之中，只要经济能够高速增长，政治腐败、贫富分化、不公不义就都是可以得到宽恕的，只要有财富的积累，所有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就可以在一夕之间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谓“保8”，其本质实际上是中国的执政者们意识到，以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文化精神，是不足以应付经济增速陡降所带来的剧烈冲击的。他们意识到，只有将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8%左右的水平，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才有能力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
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更糟的情况，毫无准备的改革就会被迫开始。所有人都知道，被迫的改革往往是难以控制的，而其后果也总是无法预料的。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中心的。其突出的证据就是，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在这场游戏中成为绝对的赢家。所以，这个新的时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得到的大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一种公平的程序还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只有以公民为中心的增长，才是我们需要的经济增长。也只有以公民为中心的增长，才是真正可以持续的增长。舍此，任何增长都是令人怀疑的。
这种以贬抑公民权利、牺牲环境资源、透支未来福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潜力，将会在短期内被迅速消耗干净。而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其带来社会转型将是相当剧烈的
大裂变进行时
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
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
第十章 我们行走在何处？
我们行走在何处？
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涵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
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
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
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
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
几乎所有的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
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
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但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
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
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
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
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
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
狼可能真的来了
消费是以收入作为基础的。没有收入的增加，又何来消费的增加？但在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却低得令人讶异。
隐匿于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却是大量本来属于居民的货币收入以及非货币福利被转移到企业及政府。这种财富转移，时间是如此之长，总量是如此之大，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可想而知。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历史原因。
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反常的政治谜底就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投射。
任何透支消费都会在中长期内被重新平衡，现在的下滑不过是对前几年一系列提前消费的平衡罢了。另外一个并没有引起关注的原因可能是，超级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逆国民收入分配后果。无论是超常规模的政府投资，还是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及资产泡沫，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三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结构。
中国的消费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推动消费之要务当然也首先是提振消费倾向较高群体（在中国，他们主要是中下阶层）的收入，但这显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相悖。
在不改变这种政治分配结构的情况下，任何货币和短期财政政策的刺激都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财富分配失衡。
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所以对政府而言，驱动投资远比驱动理性的消费者容易得多。也正因为此，投资也一直是政府驱动经济增长最便利也最有效的手段。
所谓低成本优势，就是将本应该由政府及企业承担的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教育及医疗成本等等，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利率、汇率、税收等等）的强制，转移给社会大众。这就是我称之为所谓的企业及政府成本的社会化现象。
以一种教科书式的思维，许多人将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简单归结为劳动力的充裕。实际上，劳动力因素只是中国投资秘密的一部分，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压低成本的能力。
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便捷的工具，高投资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可以最快地实现GDP的高增长，也可以让税收最大化，还可以让掌管这些投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一如我们所揭示的，这种投资的背后，是一种利益的输送和转移。这种投资越大，从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投资率越高，那些承担这种成本转移的被剥夺者就越是相对贫困，其消费就越是低。在这里，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变得如此难以分离，以至于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这个问题上，高投资率无疑是一个更为主动的变量。政府不能抓着消费者的手去花钱，但却可以直接制造投资的繁荣。
历史欠账如此之大，投资成本的上升不仅是长期的，有时候也可能是跳跃式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非线性的下滑。如此，持续30年的投资繁荣就极有可能会以某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被终结。
增长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环境，但同样也包裹着重大的不测。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但事情可能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有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经济正确地概括为速度效益型。意思是说，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税收越多。反之亦然。对应于微观主体，其实就是所谓规模扩张型，资本消耗型。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
一旦真实的经济增长不如预料甚至大大低于他们的假设，政府、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大规模违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跃进所造成的普遍三角债，以及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就是这个剧本的雏形。
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所积累的各种风险，都是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着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关键的前置性条件，即将展开的历史可能大有不同。
在经济收缩的时候，政府、企业、银行甚至个人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种下降的正反馈。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危机，因而经济行为也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体中，这个下降的正反馈一旦发生，就会变得尤其剧烈。正如上升周期时候的正反馈一样。所谓软着陆，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风险莫测的时代（2011）
对于经济危机，很多人都喜欢盯住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之类的极端事件，虽然这类事件最夺人眼目，但它毕竟只是历史大戏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那些隐藏于重要事件之下的强大潜流。这些潜流，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断壮大，并推动历史一幕幕展开。犹如一位深藏于幕后的导演。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完全没有被计入企业损益表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社会资本被挥霍殆尽。我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那种隐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关系。它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一种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运转皆受惠于这种隐性的基础设施，任何交易都离不开它，但却从未将其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虽然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反推和补偿。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
第十一章 中国面临的危机
通胀，通胀！
在GDP仍然不足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中国的广义货币数量已经超出美国。这一系列的数据无异于表明中国经济内部潜藏着巨大的通胀压力。通胀现在没有到来，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到来。
未来中国两个长期延续的趋势，成本上升与货币扩张所推动的通胀。作为两股越发强劲的历史潜流，这两个原因不同的趋势很有可能构成一种相互加强和相互推动的关系，进而合成一股更加强大的趋势，推动成本与价格的不断高涨，终至于汇成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的滔天巨浪。
利率向上
作为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输送利益的主要管道，利率管制一直是中国亲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也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当迟缓。
所谓负利率，不过是存款人被迫向银行、大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输送财富的一种委婉说法。如果用更为直白通俗的中国话来说，其实就是利用垄断地位欺负人。
在利益面前，已经习惯了坐享垄断利润的金融机构，不应当低估存款人在绝望情况下争取自己利益的意志和智慧。在已经经历了30年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滴水不漏的利率管制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可能，也不可能长久。
到此为止，我们梳理了中国经济在未来的4个基本趋势：增速降低、成本上升、通胀加速以及利率攀升。
危险的实体经济（2011）
在中短期内，中国最为脆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所以，如果中国注定要出现一场大型经济危机，其爆发的顺序可能是先实体后金融，这与美国次贷危机恰好相反。
中国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力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发危机。其一，是由于他们的高集中度，一旦风险出现，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几家大银行而稳定局面。其二，中国的银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在过去若干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短期内经得住消耗。其三，金融监管部门出于对20世纪90年代金融坏账再现的高度警惕，在最近两年督促中国银行业及时补充了大量资本。
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赢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
作为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中国众多企业对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天天喊转型但却收效甚微的关键原因。
随着低成本和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种赢利能力的丧失，将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债务危机也将是普遍的
在过去几年货币政策超宽松时期，大量企业拿着钱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的主业已经完全丧失了赢利能力。
完全无法赢利的企业却在不断产生贷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么实体经济的强劲，而是赢利能力的丧失和普遍的高风险操作。在扩张末期，如果出现为占有现金而变得强劲的贷款需求。那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泡沫破裂的明确信号。
在没有最后崩塌之前，中国的GDP依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表象，但微观企业赢利能力的丧失却将日甚一日——这是一幅典型的无利润高增长的图画。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长的戏剧行将落幕。
总而言之，在未来若干年中，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胀攀升，中国大量企业的赢利能力将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
正如热恋会让情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于是，在繁荣时期大量借贷，杠杆化操作，以推动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诸多企业和个人流行的赢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面积违约，导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所谓“低利率陷阱”。次贷危机、日本地产泡沫都是在因为央行扣动了利率这个扳机而几乎在瞬间爆发的。
中国大量企业的赢利模式是以经济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并建立在不断融资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再，其赢利能力模式就会瞬间崩溃。
第十二章 泡沫破裂之后
泡沫的破裂
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任何坚持到底的投机者不仅每一次都及时解套，而且最后都等到了更高的价格。
在经济下滑时期，实体经济中的现金短缺将是普遍的，这迫使人们抛售各种资产以换取现金。
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之所以能够维持，是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作为预期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瓦解，作为泡沫推动力量的预期就会顷刻灰飞烟灭。
在中国，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非常扭曲的信任是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这种信任的一个隐含指向是，中央政府将会为任何市场行为承担最后责任。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以某类价格不断上升的资产（通常是以房地产）为抵押标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断放大信用的过程。一旦资产价格不复上涨开始下跌，其信用收缩的过程也会同样剧烈。
地方政府与银行：危机重来
从整体上，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号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经常是在调控地方政府。
地方财政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其中道理尽人皆知：地价越高，地方卖地收入越多；房地产消费者及投资者越恐慌，交易就越畅旺，政府的税收就越多。
泡沫的破裂意味着原有趋势的突然中断，意味着整个系统的突变，其引起的一切变化也都是非线性的。而随着土地价值的大幅重估，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将变得异常沉重，导致地方政府的破产也绝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将会瘫痪，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法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对一个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的经济体来说，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智慧的天敌。
中国银行业在业务模式及信贷文化上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征，这就是所谓资本消耗型模式，这种模式激励银行最大限度地放贷。在利差为中央银行所固定的情况下，这种赢利模式显然是最为轻松的。
鉴于这种高度同质化，一旦出现危机，将很少会有银行能够幸存，也注定将放大银行危机的烈度。
从理论上说，中国政府可以像20世纪90年代对救助银行那样如法炮制，再一次救银行于既倒。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以向全体公民征收高额通胀税为代价的。
资本外逃的魔影（2011）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更多表现出其逐利与贪婪本性，而危机时刻，资本往往就是极端的风险厌恶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性社会中，中央政府总是通过其高度集中的资源及控制能力化解、救济经济体系内分散的显性危机，因而个别的危机总是被迅速化解，从而支持整个系统的稳定。但也因为如此，分散的风险也不断上移，向中央政府累积并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一旦中央政府不支，危机将是全体系的。
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向全体人民征收一笔巨大通胀税为代价的。
你想达到某种总体性的控制，就必然承担某种总体性的风险。这与中国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管制完全同构。总体性的控制总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为这个国家的独特能力（所谓国家能力），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总体性的控制能力总是对应于某种总体性的风险。世上之事，总是如此对称和公平。